亭中的气氛稍稍有些紧张起来。
苏轼眉头微皱，韩冈这一棒子，可把他也一起扫进来了。
韩冈仿佛没有察觉：“太白一生功业只在诗赋；少陵【杜甫】颠沛半生，三吏三别让人不忍卒读，却无一事可救补天下；摩诘【王维】之为官，可有画中诗，诗中画的半分灵气？陷贼事贼，为臣失节。人之精力有其限数，此处多一点，彼处便会少一点。故而长于诗赋者，往往短于治事，一心难分顾，天资所不能补。”
苏轼脸上写满了不以为然，他随随便便就能举出好些反例。就是他本人，真要处置政务公事，又几曾耽误过？绝不会比任何人差。
章惇笑着插话：“玉昆。按你的说法，令岳又该怎么算？”
“楚国公【王安石】与韩文公【韩愈】一般，都是数百年才得一人，凡夫俗子如何能比？”
“宣徽，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确是让人追慕，但仕途上可远不如令岳了。”
“玉昆，介甫相公诗文冠绝当代，治政更是立起沉疴、一扫积弊的中兴之功，的确是开国以来第一人。但韩文公，虽有重振儒门一事，在功业上也远有不如的。”
“韩文公排异说、继绝学、兴圣教，只这一事，就让他胜过无数宰相了。”
苏轼说的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韩愈在文学上的功绩，改变了隋唐一直以来偏重骈文的文风，以后世的说法，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唐宋八大家之谓由此而来。
但在韩冈看来，韩愈在历史上更重要的功绩，是排佛老，兴儒学，让魏晋以来逐渐衰弱的儒门由此一振，至如今再上巅峰。故而当今儒者，多以韩子相称，远不是同为八大家的柳宗元、苏洵辈能比。后世以文学将其归类，其实是忽视了他在延续儒门道统中的作用。
苏轼捻着胡须：“数百年才得一人，不意宣徽对昌黎【韩愈】评价如此之高。不知在宣徽眼中，苏轼、子厚，还有宣徽你，又如何论？”
韩冈看了苏轼一眼，又瞥了一下变得饶有兴趣的章惇，轻笑起来：“子瞻，我们是在说韩文公和楚国公呢。”
苏轼闻言大笑，“论起功业，苏轼的确不能与令岳相比。”
章惇则道：“章惇确实远不如介甫相公，但玉昆你是自谦了。”
韩冈摇头，一点也不是谦虚。没有来自后世的学识，他是比不上王安石这样的人杰的。
“韩冈比之楚公，日后功业或可追及，但文才难及万一。而且没有楚公变法打下的根基，就没有韩冈立功于外的机会，可不敢贪人功为己功。”
韩冈看向苏轼，看他对自己的话还有什么说的。
“种痘法可不是新法的功劳吧。”
韩冈摇头：“不到岭南一游，便不会发现牛痘。”
“还是因缘巧合之故。”苏轼道，“否则去岭南的所在多有，为什么只有宣徽一人发现了牛痘？”
“再巧合也得有前提。就像现在京城赌马赌球，中奖凭的是运气。但不事先去买张赌券，运道再好也中不了。”
“说起赌券，章惇倒是听过有个笑话。”章惇见两人似乎又开始有争执，瞅准了时机，赶快插话进来，“说是京中某人拜遍了神佛，想求一注横财。一日菩萨显灵许了他，可几个月过去了，一文钱都没见到。他再去观音院中抱怨，菩萨就说了，你得先去买张马券吧。”
“苏轼听说的是佛祖许了人百贯横财，他却忘了买马券。上次与王晋卿吃酒，听客人说起过。宣徽也听人说过了吧？”
韩冈点点头。这个笑话其实还是他说给家里面听的，然后传了出去，现在在京城里传得挺广。
“正如这个笑话中的道理，凡事的确都要有前提。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苏轼有一事骨鲠在喉。”苏轼看看韩冈，又看看章惇，“如今进士科举，只考经义。国子监中，两千学子也都只求经义，不重文学。并非苏轼杞人忧天，长此以往，朝廷的诏令还能见人吗？”
韩冈虽不在文史上用心，但在他这个地位上，十几年来读书不辍，各代的章疏诰敇都见了不少。各代的文风都有所掌握。其中两汉的诏令，尤其是西汉，最是少见雕琢。回头看西汉文章，即便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不似后世很多骈文那般，用精致的丝绸裹着一包败絮。苏轼的担忧，或者说找出来的借口，在他眼中，完全不值一提。
他硬邦邦的回道：“两汉诏制章疏，不见骈四俪六。”
苏轼提声作色：“文学精妙之处，又岂在四六一端？！”
韩冈立刻道：“朝廷诏令，首要在将事情说明，文法仅是末节。何况以天下之大，官员之众，难道还找不出同时能说清事由，又精擅文学的才士？”
“朝廷弃文学之士如敝履，如何引人重文学？”
“子瞻是想说贺铸之事吧？放贺铸之罪，于韩冈而言，诚乃易事，还能在士林中有个好名声。”韩冈扯了一下嘴角，“不过既然贺铸不能适任，理当去职。韩冈岂能为一己之名，坏朝廷法度。须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今日事虽小，一旦乱了纲纪，他日事不可收拾。且以贺铸过往之功绩，不足以让人为他例外。”
“没人能说三班院夺职不对，但之后贺铸迁转文资，已与铸币局无关，宣徽又为何横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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