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二十九年寿辰家宴之前那次朱允炆与皇帝的那次谈话后，朱元璋当时也注意了收集诸王在外的动向，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亦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又想起皇太孙也曾问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所以在洪武三十年春节到来之际，拒绝了诸王回京觐见的要求，同时又规定：不许藩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藩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藩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
藩王世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
所以当晋王朱棡看到儿子朱济禧出现在自己面前，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朱棡知道父皇的脾气，说话那是一言九鼎的金口，既然说了留世子在京师随侍，那么就不可能在京师之外看见儿子。
可现实就在眼前，儿子不但回到了太原，而且带来皇帝的诏书，命晋王世子朱济禧暂摄晋王之职，原晋王朱棡进京履任，履什么任？就是宗人府令，那个职位自从二哥秦王朱樉暴毙后，就落到朱棡的身上，说实话，也没有什么事情，管理皇室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职掌收发文件、管理宗室内部诸事、登记黄册、红册、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
这些事情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那就可以有礼部代劳，所以朱棡基本没有在宗人府呆几天就回到封地继续过他的逍遥王爷生活了，可是这次皇帝诏令自己回去履任，而又将儿子安插在摄理晋王之爵，难道父皇对自己已经开始不放心了？
想起二哥朱樉的离奇暴毙，朱棡不由打了一个寒噤，有些怀疑的看着儿子，像是要询问一番。但是朱济禧也是双手一摊，道：“父王，儿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临行前，太孙殿下告诉臣儿，燕王也被宣召了，让父王您放心进京，说是皇上要委托重任，至于是什么，殿下没有讲，臣儿也不好问。”
“那杨长史你见了吗？”朱棡继续问道。
杨长史叫杨国兴，在年中时被召往京师协助编撰《洪武大典》，做编撰的副总裁。朱济禧点了点头，道：“孩儿得到诏命后，曾经去百川馆找过杨长史，他也不知究竟，劝王爷小心行事，听皇上吩咐便是。”
“小心行事……？”朱棡品味着其中的滋味，问：“还有吗？”
“没有了……。”朱济禧摇着头，脸上露出迷惑之色，早已经被作为父亲的朱棡看出来，马上追问道：“还有什么？”
犹豫了一下，朱济禧喃喃的说道：“还有就是一些胡言乱语，孩儿已经斥责过杨长史了。父王不听也罢。”
谁知道这样一说，朱棡倒是关注起来，连续追问之下，朱济禧违拗不了父王，只好说了，原来在临回太远之前，朱济禧因杨国兴身为晋王府长史，又是父王多年的朋友，所以，对于皇帝这次诏命有些不解的情况下，前去求教，说了一会话后，杨国兴看见四处无人，曾经偷着对朱济禧说：“现在皇太孙大权在握，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晋王乃是诸子中的长者，甚得人望，所以国兴认为，此次召王爷进京，恐怕是皇太孙伪诏，为的是赚晋王进京，在途中对晋王不利。希望晋王来京途中要多加小心……。”
朱济禧当时十分生气，斥责了杨国兴有辱君之嫌，要不是看在其在晋王府多年的份上，马上就禀报太孙，治他个煽动叛乱，离间皇亲之罪，让他落个夷族弃市的下场。
谁知杨国兴竟然立即跪倒在地，抱着世子朱济禧的腿哭着大声哀求，说是一切听凭世子发落，哪怕夷族弃市也不害怕，只求世子转告王爷，此次进京，莫走水路，因为水军虽然不强，但却一直在皇太孙的控制之下，往年北方诸王进京，大都是顺着京杭运河入长江后，直达南京，至少没有了鞍马劳累，走水路快捷也人也不算劳累，所以一直成为北方诸王进京的习惯。
并建议晋王少带护卫，走山路沿榆次、辽州、彰德府直达卫辉府，经由延津过黄河，进入周王地界后，请求周王派遣护卫暗中保镖一路南下，只要到了京师，见了皇上，就可保无忧，否则，万一出了意外，皇太孙就少了人约束，到时候大权独掌，就会无所顾忌。
最后还以头锄地，哀声请求世子一定要将话带给王爷，国兴愿意以死谢罪，说罢，还要寻死以谢天下，被朱济禧拦住，无论其说的是真是假，但字里话间都是为晋王府着想，为大明着想，朱济禧虽然有些不相信，却没有再斥责下去，而是安抚两句后，就匆匆走了。
朱棡听完儿子的讲述，呆立了半天，颓然坐回椅子上，他和朱济禧的想法一样，虽然不相信皇太孙会对自己不利，但是又想了，这样做，对于杨国兴有什么好处，冒着被抄家灭族的危险，说这些见了面就能戳破的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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